职务侵占罪作为刑法中涉及职务犯罪的典型罪名之一，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审理具有较高的复杂性。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，职务侵占案件逐年增多，尤其是在企事业单位及公职人员中，该罪名成为审判中的重要问题。本文将以“职务侵占罪”为切入点，结合最新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，探讨其构成要件、司法实践中的证据审查要点，以及在审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争议点。

一、职务侵占罪的法律框架

一、主体要件构成

1．主体要件：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必须是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的规定，这里的“工作人员”包括单位内部的管理人员及职员。无论是正式员工还是兼职员工，只要是在履行职务期间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占用单位财物，均可能构成该罪。

2．客体要件：职务侵占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、企业、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。单位财物是指单位的资金、物资及其他财产。单位财物若被工作人员非法占有，即构成侵害。

3．主观要件：职务侵占罪的主观方面要求故意，即行为人有明确的非法占有单位财物的目的。如果行为人没有主观恶意，或未故意占有单位财物，而是因其他原因造成的财物损失，则不能构成职务侵占罪。

4．客观要件：职务侵占罪的客观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侵占本单位财物，数额较大的行为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占有财物的方式和手段多种多样，如通过虚构债务、篡改账目等手段来掩盖非法占有的事实。

（二）数额较大的认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规定，职务侵占罪要求行为人非法占有的财物数额较大。具体来说，数额的大小是认定是否构成刑事责任的关键因素之一。刑法并未明确规定“较大”的具体标准，而是根据司法解释和案件的具体情形进行认定。因此，在司法实践中，法院往往结合案件的具体数额、单位的经济状况以及财物占有的时间等因素来判断是否符合“数额较大”的要求。

二、典型案例分析

在分析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时，典型案例的分析往往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其司法实践中的操作。以下为一个典型的职务侵占罪案例：

案情简介：

李某为某国有企业的财务主管，负责公司的资金管理与财务报销工作。该公司主要从事电力设备的生产和销售，属于大型国有企业。李某任职期间，因业务繁忙且管理层对财务监督不严，逐渐产生占用公司资金的念头。

2018年至2020年期间，李某通过修改公司财务系统的账目，伪造了多个虚假支付凭证，并将部分公司资金转入了自己的私人账户。为掩人耳目，李某采用了“假借虚拟交易”及“冒用他人名义”的手段，形成了完整的账目记录和支付凭证。李某在公司内部审批流程较为宽松的情况下，未经有效审查便顺利将资金转出。其行为从一开始的数万元小额侵占，逐步扩大到近150万元的规模。最终，在某次年度审计中，审计人员发现了李某财务数据的异常，经追查，确认李某涉嫌职务侵占。李某在初次审讯时未能提供合理的资金去向和支出证明，且一度否认了非法占有资金的行为。经过进一步的侦查，警方通过李某个人账户的资金流动情况，以及与公司其他员工的通讯记录，确定了李某的职务侵占行为，并将案件提起公诉。

案件分析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，李某的行为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。首先，李某作为公司财务主管，属于“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”，符合主体要件。其次，李某通过职务上的便利，即利用自己的财务权限，擅自调取并占有了公司的资金，符合客观方面的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”的行为特征。再次，李某的主观方面具备故意非法占有的目的，尤其在初期，即便是较小额的侵占，也体现了李某的非法占有意图。此外，案件中的资金数额达到了150万元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对于“数额巨大”标准的认定。因此，李某的行为已经构成职务侵占罪。

在职务侵占罪的司法实践中，关于“数额较大”的认定经常成为案件审理中的争议焦点。根据司法解释，数额较大通常指金额超过三万元，但也要考虑其他因素，如行为人所侵占单位的财力状况、侵占行为的持续时间等。在本案中，李某虽然在初期仅是小额侵占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侵占金额逐步增加，最终累计达到150万元，符合“数额巨大”的标准。

此外，法院在认定“数额”的过程中，还结合了李某的行为模式，认为他不仅是一次性侵占，而是采取了持续的侵占手段，并且金额逐步增大，造成了单位巨大的经济损失。

在本案中，证据的审查对案件的定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首先，李某伪造了多个支付凭证和账目，假冒了公司虚拟交易，给案件的证据链条增加了较大的难度。然而，警方通过财务审计，结合银行账户明细，成功追溯了李某账户的资金流向，并通过审计专家的鉴定，确认了财务报表的伪造行为。

李某利用职务便利，修改了公司财务系统的支付记录，导致公司内部账目表面上看似完好。审计人员在初步审查时，未能发现异常，直到后续的财务抽查才揭露出问题。这也反映出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漏洞，特别是在审批流程不严的情况下，容易出现类似问题。

李某通过多次转账、借用他人账户等手段，将侵占的资金转入私人账户。警方通过银行账户追踪、通讯记录和证人证言等方式，逐步拼凑出资金流动的完整链条，最终确认李某的侵占行为。这个过程体现了在职务侵占案件中，证据收集与资金流向的追踪是至关重要的。

尽管李某一度否认其占有资金的故意，称其资金是用于“虚拟交易”或“业务需求”，但通过其与上级、同事的通讯记录以及个人账户的异常资金流动，法院最终确认了李某的非法占有意图。此类案件中，行为人的主观恶意往往难以直接证明，需要通过其行为的客观表现来推测其主观意图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，职务侵占罪的处罚为“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，并处罚金；数额巨大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”。李某的侵占金额达150万元，符合“数额巨大”的标准。法院结合李某的犯罪情节、认罪态度以及社会危害性，最终判处李某有期徒刑十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。

三、证据审查中的难点与策略

在职务侵占罪案件的审理中，证据审查是决定案件定性的关键。特别是在李某案件中，法院不仅需要确认证据的真实性，还要通过对财务记录、资金流向的详细分析，准确判断李某是否存在非法占有意图。以下是一些证据审查的难点与应对策略：

在李某案中，伪造的支付凭证和账目记录是关键的证据。法院必须依靠专业的审计鉴定，来确认凭证的伪造行为。审计专家通过检查账目是否存在异常交易、是否有不符的支付记录等，最终鉴定了李某的财务伪造行为。

李某通过银行转账和第三方账户转移资金，增加了案件的复杂性。警方通过银行账户、支付宝等支付平台的数据，结合通讯记录，逐步还原了李某的资金流向，为案件定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。

尽管李某在初期否认其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，但法院通过其持续不断的侵占行为以及个人账户的资金流动，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意图。这一分析展示了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，如何通过行为人的行为和证据之间的关联，推定其主观故意。

通过对李某职务侵占案的详细分析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职务侵占罪的定罪与量刑不仅依赖于证据的充分性，还需要对行为人主观意图的细致审查。

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，加强对职务侵占案件中财务审计、资金追踪及虚假凭证识别的技术支持，将有助于提高案件审理的准确性和公正性。